华夏陶瓷网讯 最近，有关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福建、贵州，以及广东等产区地方政府重拳出击，以环保名义，关停陶瓷厂的消息频频见诸行业媒体微信公号，引来了成千上万“吃瓜群众”的围观、转发。
当天晚上20:20，老牛发了个朋友圈说——“如果专业媒体，每天都以企业停产消息为头条，除了给这个不确定的年代添乱，带来恐慌，我不知道它还有什么价值?”
没想到朋友圈发了没几分钟，马上引起一些同行的反驳。反驳者的核心观点是，“坏消息”既然是真相，作为媒体就有责任把它披露出来，否则就是失职。
乍看上去，这样的反驳是没什么可挑剔的。他们说的似乎很在理，“坏消息”即便让很多人不适，但媒体这样做也是在唤醒企业——我们也是在帮助企业。确实，这句话说出来，可以振振有词，丝毫没有什么辩论空间。
老牛还是先把自己在朋友圈辨论时的观点重复如下：
“媒体不能以传播坏消息为荣，古人云“坏事传千里”，顺手转个坏消息是人之本性。媒体不应靠此博点击量。这些人转发坏消息后，也不会成为媒体的真粉丝。他只是个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另外，趁现在这个机会，我想提醒下看了我朋友圈的同行：我并没有说不要报道“坏消息”，而是说不要“每天都以停产消息为头条”。这实际上是在讲一个度的问题。媒体同行可能过于敏感，急于对号入座。
事实上，华夏陶瓷网也有综合报道“环保风暴”、“停产”之类的“坏消息”。但总体来讲，这类负面信息的比重很少。我们这样处理的目的，就是想让“坏消息”控制在一个“度”里面。
媒体为什么要把“坏消息”控制住?
或者，正如有同行批评的，为什么我们要“掩耳盗铃”?
还是先说下昨晚老牛发这段朋友圈的诱因吧。
昨天下午，老牛与两位同事到完美陶瓷拜访梁总，喝茶的时候，就谈到眼下各地到处停产的事。
总结下，我们俩当时提到一个观点：如果现在有消息说哪家银行出现挤兑，其结果一定是，更多的人涌去银行取钱。
前天，老牛与几位经理人、老板吃饭、聊天，大家也不约而同地忧虑起时下弥满在陶瓷圈的一种恐慌情绪。而恐慌就来自因大面积停产导致的产能紧缺。
坏消息导致恐慌，恐慌又引发一些人盲目恐慌。其结果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去抢占“产能”，导致贴牌市场严重失序，而伤害最大的，还是那些没有自己生产线的小型创业企业。
停产→产能紧张→涨价，这也是环保风暴下催生的市场逻辑。很多卖砖的人，正是看穿了这个道理，才拼命转发“坏消息”一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恰恰是条好消息。
这样说来，“坏消息”发多了，也有个好处，即帮助“去库存”。但本质上，这也是为低端产能疏浚通路。与“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一一“提品质”无关。
最后想说下媒体的担当问题。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个媒体人的时候，我们确实会不自觉地，立马觉得自己高大起来了。
不错，在西方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在我们天朝，记者也被称为“无冕之王”。但其实我们大家心理都清楚，自己手中的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政府的决策。
相反，我们惊爆出的很多负面消息，是切切实实地在影响着作为弱势一方的企业主们的正常经营活动。老牛上面的分析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前两年媒体大量报道的企业倒闭个案，它拯救了多少人，又伤害了哪些人，它给媒体自身又带来了什么，相信同行中的亲历者自己心中有数，这里容不赘述。
需要在这里提醒同行们的是，我们做的是专业媒体，不是大众媒体。我们甚至连官方认定的记者都不是一一披露真相其实并非我们的担当。
或者准确地说，我们应该只是行业的情报员或分析师。这两个角色也决定我们仅仅是行业的服务员一一我们的媒体只是专业领域的信息服务机构。
当然啰，假如你硬要把自己当作“记者”一一新闻人，也是可以的。事实上，天朝新闻改革也应往此方向走。
只是，即便你将自己如此定位了，老牛还是希望你能把握报导“坏消息”的度。尽量避勉伤及那些无辜的企业——你现在或将来的合作伙伴。
好了，就说这么多了。为了帮助大家厘清媒体与“坏消息”的关系，老牛推荐大家读下以下这篇文章：
延伸阅读——
你是不是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
导读：近日，著名市场调查公司美国尼尔森发布一份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约为62%，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这种现象被称为“坏消息综合征”。一般媒体普遍比较偏爱“坏消息”，而人们也对“坏消息”格外敏感和关注。为什么会出现“坏消息综合征”?“看传媒”整理摘编相关观点，带您一起来看!
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偏爱坏消息似乎是人之本性。在新闻报道中，“无负面不新闻”几乎成为了行业法则。结果是我们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暴力、谋杀、灾难、腐败等负面新闻，总能占据显著位置。 皮尤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人近二十年的新闻偏好保持着“惊人一致”，那就是“战争、犯罪、恐怖主义、灾难”。这些新闻的数量和阅读率在所有类别中的排名遥遥领先。 对于新闻报道的负面化现象，美国学者班尼特曾忧心忡忡地指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只报道校园枪击事件，不报道学校;只报道火车撞车事故，而不报道交通;只报道地方政治家的丑闻，而不报道选举本身;只报道最近的谋杀案，不报道正在下降的犯罪率”。这种新闻报道的负面化现象最终导致“新闻政治的幻象”。
造成“坏消息综合征”的原因，究竟是人性偏好，还是媒体引导?这好像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容易陷入循环论证，难以扯清。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偏爱坏消息确实有一定的人性和社会基础，但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又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其一，“偏爱坏消息”与人们的焦虑、不安全感、情绪宣泄有关。
人们的生活总存在诸多不如意，而坏消息却可以充当心理的“减压阀”——“社会既然这么不完美，处处是危机，处处不公平，我现在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 我们也常常听到朋友之间的相互调侃：“你今天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有人还一语道破天机：“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看到别人遭罪。” 所以，“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被视为一种“善良的愿望”，“不患寡而患不均”才是赤裸裸的现实。因为人的幸福感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体验，它与你实际上获得的资源无关，而与你所选择的参照系和比较对象有关。 在此情形下，坏消息的确可以缓解人们的焦虑和不满足感，尤其当听到所谓的精英群体“落难”时，更是如此。因而不难解释，为什么公众更偏爱官员和富人的负面新闻，因为它切合当前的社会生态和受众心理。
其二，坏消息的传播并不是因为它本身足够“坏”，而是因为它具有戏剧性和颠覆性。
从新闻传播规律来看，越是新奇的、戏剧的、反常的信息越具有传播力，而一般普通的‘好消息’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值得夸耀，甚至被视为讨好和献媚，进而被人排斥。除非是喜出望外的非凡好事，才被人认为有一定新闻价值。 相比之下，负面消息由于其本身背离了常规，更容易引起人的兴奋感，而且公众通过热烈讨论获得一种参与的满足感。它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人们可以享受一种“禁止的快乐”。
其三，坏消息的传播呈现出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
虽然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同时，我们也常说“家丑不可外扬”，这说明，一方面我们偏爱负面消息，另一方面又呈现较强的差异性。 通常而言，对于我们喜欢或者亲近的人和机构，我们更愿意分享或听到关于其正面的消息，但是对于不相关、不喜欢或者持有偏见的人，我们可能更愿意听到负面消息。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公共事件涉及官、富、警时，往往会出现大量的“污名化”的表达，公众在此过程中似乎更愿意相信负面信息而不是探寻真相。 究其原因，它与公众的心理预期密不可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许可教授曾借助心情搜索软件，发现在微博上，公众以分享负面消息为主，愤怒为主要情绪，而在于熟人交往法则的微信空间则以分享实用、快乐和惊喜的信息为主。可见，坏消息的传播具有较强的主观选择性，呈现出一定的“差序格局”。 当然，过多关注坏消息，将会影响人们的认知框架，形成“习惯性质疑”，进而导致一些反转新闻的出现。但对于政府而言，“负面新闻”不意味着会产生负面作用。它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公众心理，对于政府提高执政水平是有帮助的。
无论最后被证实还是证伪，政府都应该重视各种“负面新闻”所传达的公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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