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著名古陶瓷科技史专家李家治生平

　　著名古陶瓷科技史专家李家治先生因病于2017年2月18日3时28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李家治先生

　　李家治先生1919年出生于安徽肥东县，是一位研究中国陶瓷、古陶瓷和玻璃材料的科学家。大同大学化工系毕业。自1951年以来，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及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等职。

李家治先生

　　他曾被聘为上海市特种光纤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技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委、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他和合作者获得过2个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多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生平自述(转载自上海新民晚报《中国古代陶瓷研究的学问真多》一文)

　　1919年12月，我在安徽合肥东北乡(今肥东县)的农村出生。六岁时，就在家塾读书，十岁左右迁入合肥县城读中、小学。1938年初夏，辗转经由香港来到上海。我因为从小生性好动贪玩，所以学习成绩一般，来到上海后才开始发奋读书。

　　1946年，我从上海大同大学化工系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工学馆窑业组工作，从事玻璃材料的研制工作。我认为一个人要在事业上能有所成就，靠的就是天赋、勤奋和机遇。天赋是先天形成的，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大。机遇虽是后天常见的，但个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最多就是常说的抓住机遇。但勤奋却是让个人有所作为的重中之重。对于天赋不高者，必须以勤补拙，锲而不舍地努力工作，一旦机遇到来，就能抓住机遇。否则就会一事无成，老天也帮不了你的忙。

　　一、全心全意开发特种玻璃材料

　　来到窑业组的第一项突击任务是为杨树浦发电厂研究和试制高压锅炉用水柱计玻璃。当时正处在窑业组科研工作大发展时期，同时开展了五个玻璃研究课题，都是有关单位交来的紧急任务。

　　1951年，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也是我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开始。我生性并不聪慧，来到中科院工作后，从事的学科领域对新中国和个人来说都是全新的，所以一切必须从零开始。因此，我认为要在这个领域有一个立足之地就必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计得失并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以勤补拙，锲而不舍。这便是我的座右铭。

　　我大学时读的是化工专业，只在《工业化学》课中读到一章玻璃，讲的还是平板玻璃。可以说对特种玻璃一无所知，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殷之文和严东生两位先生先后来到窑业组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研究思路和管理方法带回来，大大活跃了当时窑业组的学术气氛，促进了科研进度。其中对我影响最深和受益最大的就是殷之文先生要求我们这些新参加工作的科研人员都在组内做一次学术报告，要求是自选题目，自查文献。我考虑特种玻璃的热处理过程对玻璃性能影响最显著，而且也是产品必须经过的工艺，但对它的机理却知之甚少，在工作中盲目性很大，于是就选择“玻璃的退火与淬火”作为学术报告题目。题目选定后，我就开始全力查找文献。可是，时值建国初期，有关玻璃这一领域的文献资料非常少。于是，我就跑遍全上海的大小图书馆，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如期完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并在组内作了报告。

　　现在回想起来，这篇论文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但是它却对我的科研生涯起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为以后在玻璃物理化学和材料研究方面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记得来到窑业组的第一项突击任务是为杨树浦发电厂研究和试制高压锅炉用水柱计玻璃。当时正处在窑业组科研工作大发展时期，同时开展了五个玻璃研究课题，都是有关单位交来的紧急任务。可是窑业组当时只有一台从美国进口的硅碳棒电炉，无法满足熔制试验需要。我提出建立一台小型坩埚燃煤熔炉，从设计到砌建都由我负责，很快建成，一次试烧成功。既解决了水柱计玻璃的熔制试验，也为其他各课题组的熔制工作创造了条件。

　　最后，水柱计玻璃研制任务先后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拿出水柱计玻璃的试制样品。经过杨树浦发电厂做运行试验，一次成功。最后，我和我的同事们还为发电厂试制了几十套成品，供其急需。

　　二、周总理要求造高质量陶瓷

　　周仁所长对我说：“这是周总理交给的一个重大任务，那时我国驻外使馆用的大多是外国陶瓷，中国作为瓷器的发源地，大使馆怎能都用外国陶瓷呢?周总理要求一定要把景德镇的瓷器质量提高。”

　　到1956年，我一直从事玻璃的研究工作。虽然是刚入门，但已有一定的积累。本想在这个领域好好地干下去，但就在这时领导决定调我到当时的由周仁所长领导的景德镇瓷器研究组任组长。这项任务由周总理提出，旨在提高景德镇瓷器质量。这是一个由轻工业部和景德镇有关陶瓷科技人员和工人等几十人参加的从研究、试制和扩大生产的研究组。当时周仁所长就是看中了我的研究能力和工作态度，然而，那时我不仅对陶瓷一无所知，而且对陶瓷研究也没有多少兴趣，认为坛坛罐罐没什么搞头。

　　这时，周仁所长郑重地对我说：“这是周总理交给的一个重大任务，那时我国驻外使馆用的大多是外国陶瓷，中国作为瓷器的发源地，大使馆怎能都用外国陶瓷呢?周总理要求一定要把景德镇的瓷器质量提高。”我想既然是周总理交代的任务，所里又指明要我干，那么就搞陶瓷研究吧，于是，我开始从头学起有关景德镇瓷器的各种知识。

　　研究组在周仁所长的带领与指导下，多次深入景德镇，并和当地的科研力量结合开展深入的研究，做了大量实验工作。共同撰写了专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为改进景德镇瓷器的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和一系列数据，受到国内外同行好评。日本山田清一并将该书译成日文于1984年由日本学术出版社出版，译者在序言中对此书倍加赞赏。

　　到1959年，我们终于让景德镇的瓷器质量达到了要求。按照李家治团队给出的新配方，并把烧成温度提高，原本景德镇瓷器的烧成温度为1200摄氏度，我们把它提高到1350摄氏度，最后小批量生产出一批质量上乘的国家用瓷和礼品瓷，外交部对礼品瓷的质量很满意。

　　经过这次研究使我认识到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不是偶然的。萌发了自己对中国古陶瓷工艺发展过程和胎釉物理化学基础研究的浓厚兴趣和责任感。由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工作已告一段落。又受浙江省轻工业厅的委托，承担了恢复浙江龙泉窑青瓷生产的研究工作。到了1959年，中国科学院以原来冶陶所的窑业组为基础成立了硅酸盐研究所后，并分别建立了七个研究室。研究中国瓷的一摊改名为国瓷组，附设在四室。

　　但就在这时，领导又决定调我回玻璃研究室任三室主任并从事导弹用微晶玻璃雷达天线罩的试制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军工任务，我们团队立刻展开研究工作，深入到料方选择、配料、熔炼、成型、加工、热处理和测试等各道工序，经过八年努力，达到任务指标，最后在三八车间试制出1:1的试验件，并将整个工艺推广到玻璃厂进行批量生产，提供总装单位使用。对整个型号来讲，他们差不多提前10年完成了任务。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上光纤技术处在起步阶段。我们预见到这一新技术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积极组织调研并组织科研人员开展光通讯用石英光导纤维的研究。经中科院鉴定，所制成的光纤及其工艺都在上海新沪玻璃厂光纤车间得到推广和应用。这些成果在当时国内光纤研究刚起步的情况下，对光纤通信的演示，上海(也是全国)第一条光纤通信试验段的开通，以及国内光纤研究的开展，都起了开创和推动的作用。

　　三、重新捡起古代陶瓷研究

　　我们编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总结了半个世纪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国内外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实现了中国陶瓷科技史由中国人自己写的理想。

　　在1978年左右，中国硅酸盐学会为了要出版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陶瓷史》。其中涉及“中国瓷器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一国内外争论很大，而又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于是，中国硅酸盐学会派专人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寻求帮助，并数次邀请我参加。由于我当时正在主持光导纤维的研究，研究所领导要求我两方面兼顾。

　　于是从1978年开始，我又重新捡起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工作。在渐渐地深入古代陶瓷的研究后觉得里面的学问很多，例如：瓷器是中国发明的，但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经过了哪些阶段?有哪些关键技术?我时常会问自己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吗?这就要从最早出土的陶片开始研究，然后是印纹硬陶，再到原始瓷和瓷器，我和我的团队对每个阶段的样品都做了实验分析，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工作。

　　在研究所领导的支持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不断资助下，我们编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总结了半个世纪来，上海硅酸盐所和国内外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实现了中国陶瓷科技史应由中国人自己写的理想。这本书的影响现在还无法说清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李约瑟研究所一直有计划要出一本中国陶瓷科技史，但到现在也未能写成。

　　后来，为了检验古陶瓷研究所积累的数据是否能指导生产，我们在研究所里也建立了一个能控制气氛的小型电炉，对外称作“科窑作坊”，烧制仿古瓷。

　　我们仿制了很多从外表上看和古瓷十分相似的样品，但在它们的底部都有“科窑”二字。曾有人让我把底部的“科窑”图章去掉，但是我说坚决不行，从我们那里出去的所有成品都得打上“科窑”，不能以假乱真。“科窑作坊”的建立为名窑古陶瓷的仿制提供了一个场所，也为我们多年来在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中所取得的理性认识，找到一个实践的场所。

　　在搞科研的同时，我也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不仅培养研究生，还注意对在职科研人员的培养。在继续贡献余热的科研生涯中，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研究所内建立一个“古陶瓷科技研究中心”。

　　就在2009年10月，国家文物局在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将一块《古陶瓷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牌子挂在了古陶瓷科学研究实验室门前。

　　我在挂牌仪式上，只深情地讲了一句话：“五十年风风雨雨，今日终成正果。”

 

1999年11月李國桢先生(左一)、李家治先生(右二)、孟树锋先生(右三)、任星航先生(左二)等在中科院國際古陶瓷科學技術論壇上

　　业界声音：

　　浙江大学教授周少华：李家治先生的谢世，标志着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代陶瓷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时代结束。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孟树锋：是，是，是;对，对，对!在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陶瓷科学技术研究者、工作者。继往开来，接班、担当、负责啊，旗帜不倒!!!

　　惋惜大中国古陶瓷老专家，老前辈又有一位离开了我们。李老先生，一路走好!